我国教育改革

改革是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也正是中国教育不断恢复、发展、探索、改革、反思的三十多年。如果说，前三十年中国教育从恢复到建设、从改革到发展，走的是规模发展道路，那么自“十二五”起，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20-2020)》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教育发展模式开始转型，即由规模发展走向内涵发展。回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三十多年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俱存，经验和教训同在。加强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进行理性的分析和客观的反思，对指导教育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策略、改革路径进行梳理和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教育改革的方向，更清醒地认识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原因，更有效地探索今后教育改革思路与路径。

中国教育改革现状之反思

由于思想观念和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导致我们教育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面向造就全体学生，而是为了一部分升学有望的学生;教育的过程似乎不是呵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自信心，而是一味地加班加点、超时重负、机械训练，没有学生个体的自主选择和自由的时间空间。为了高考，设计3年教学的高中课程，普遍的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完成，到高三纯粹就是索然无味的应试训练;又因为重点高中的选拔制度，今日的中考同样有着不能承受之重，以致让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过早地承受超越其年龄阶段之重负……所有这一切，都在无情地扼杀无数个体的创造力，扼杀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

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高达60%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博学位。迄今在社会公众还普遍将高考状元作为最优秀学子代表的当下，如此高的比例选择“一路向西”、远走异乡深造，有其必然性，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的教育失望，以致他们都在给中国今天的教育“用脚投票”。

反思中国教育改革之现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我们始终没有形成文化思想、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层面的配套改革，存在许多错位、缺位现象。

中国教育改革之文化背景透析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言，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文化的大背景等。中国教育改革的政策与措施，其得失与适宜与否，必须基于当下中国社会教育文化的土壤予以分析、透视。

人的行为是受思想观念和文化习俗制约和支配的。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国家，这里的“政”指的是“政治”，“教”指的是“教育”。《学记》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古训便是这种文化的源头。因此，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文化传统，即“官本位”的政治核心观、“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功能观和“人上人”的人才价值观。这个逻辑的逆推就是，要想成为“人上人”，你必须“入仕”;要“入仕”，你就必须通过“考试”;要通过“考试”，你必须接受为“应试”而准备的教育。可以说，这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毛孔、血液和骨髓之中，而这正是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或者素质教育推进真正难见实效的文化土壤之原因。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四大发明之外的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最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公平选拔人才、促进社会公平流动，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科举制度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却选择封闭与傲慢，正如宋明理学因其“理性的傲慢”拒绝开放、排斥异端一样，科举制度因其制度的傲慢拒绝向时代和未来开放，“应试教育”及其方式日益精细化、精致化，留给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日益被压缩，最终导致个性的窒息和创造力、适应性的全盘丧失。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而不是追求分数、追求升学、追求做人上人。对于个人来说，教育的作用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培养其成人成才;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则是为了培养其接班人和建设者，传承文化血脉，推动文明进程。为此我们需要教育文化的变革，实现教育思想空前解放和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

中国教育改革路径之探索

教育教学领域的改革是一项综合系统的改革，它既涉及教育系统内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范畴、不同要素的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又涉及教育系统外部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等各基本领域重大改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基本领域重大改革都是教育领域改革无法回避的背景与环境。因此，必须对教育领域的改革进行严谨的整体的大视角的顶层设计，把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全部放置于深化教育改革的整个视野中去认识与把握，不能随意忽略，不能任意缺漏，因为任何忽略和缺漏都会影响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性与均衡性。

统筹推进，把教育系统内部和教育系统外部庞杂而又复杂的各种关系，合理放置到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体结构中去处理、去实施。尤其是在文化观念、制度机制、育人模式三个维度上明晰节点与难点，区分轻重缓急，实事求是地确立深化改革的实施路线。

制度与机制层面上的变革。就教育外部而言，要改变选人、用人制度，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选人、用人环境，打破以学历论英雄的制度，在招录、提拔中注重实用人才，注重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变革薪酬制度，建立一个真正激励人才在本职岗位努力创造业绩贡献、人人奋发有为及其优劳优酬的制度环境。就教育内部而言，一方面是推进考试制度的变革。无论中考、高考，除了考试内容的改革要导向真正着眼于提高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教学过程只是注重死记硬背、注重标准答案的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另一种公平机制，即让一些偏才、奇才、怪才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谋求学生学业评价制度的变革。改革对毕业学生的评语，普遍推广写实评价，通过一些具体的指标进行发展性评价，以改变对学生的评价从过分关注学业成绩转到综合素质上来。

在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前提下，从找准教育领域改革的最大制约因素入手下大气力去突破。多年的教育改革实践不断证明着制约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最大因素源于两个基本冲突，即理念冲突和利益冲突。在教育领域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这两个基本冲突都如影随形。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从创新体制、制度和机制入手，能不能义无反顾地改造现行体制，下决心给学校应有的办学自主权，真正变“教育局办学”为“教育家办学”;能不能真正建立不拘一格的选人用人制度，真正实施优劳优酬、多劳多得的工资制度等，都是教育改革得以向纵深推进并取得如期成效不可回避的最紧迫课题和最需要取得重点突破的根本性环节。(鲁林岳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原院长、国家督学)